王羲之如何寫成天下第一行書？

王羲之像(公元321——379年)

　　              宋拓蘭亭帖卷紙本(據傳為唐代歐陽詢摹本，最得王羲之原作神韻)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位于浙江紹興市西南蘭渚山下的蘭亭碑亭，亭內聳立著6.8米高的御碑，出自清代乾隆皇帝之手。

　　中國書法圣地蘭亭，現有建筑系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所遷建，1980年得到全面修繕。圖為鵝池及鵝池碑亭。

    中國書法是中華文化遺產中的瑰寶，也是世界藝術殿堂的奇葩。中國書法如同一條奔流在紙上的經典之河，近兩千年的時光穿鑿河床，貫通古今。波光水影中，閃動著種種令人難忘的線條造型和人物形象。河流時而舒緩，時而湍急，人的生命和藝術的許多過程，似乎都在重復中推進，也似乎不斷被探索或刷新。歷史沉寂了，文化積淀起它的精神典藏。書法是紙張上的造型藝術，是東方特有文化的一部分，是中華民族為之驕傲的創造時空。《中華文物》版自本期起推出“中國古代書法珍品解析”專欄，與讀者一道，在鋪展開來的歷史卷帙上，沿著這條大河溯源競流，追尋先人的心靈，追尋民族的記憶。
　　——編者

    紙張發明于東漢而普遍應用于兩晉。然而“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只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狎縫可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這也是晉代最有特色的尺牘、文稿流行的原因。

    說中國書法，王羲之是繞不開的人物。

    《蘭亭集序》千古傳誦

    那是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暮春，正是“江南草長、群鶯亂飛”的季節。初三那天，應該是上己日吧，按照當時的習俗，古人都要到水邊嬉游以消除不祥，這叫“修禊”。時任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的王羲之帶領家人及子侄輩，同時又邀約了自己的一批朋友來到茂林修竹掩映著的蘭亭。當其時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他們當中：謝安是東晉風流的主腦人物，這位在淝水之戰中吟嘯自若，一舉擊敗秦將苻堅百萬之眾于八公山下的傳奇人物，此時正隱居于東山；孫綽當然也是眾所周知的名士，他作《登天臺山賦》，曾對友人說：“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自負得有點可愛；還有一道一僧，許詢和支道林，一個仙風道骨，另一個議論玄理“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羲之愛竹，“不可一日無此君”；王獻之年齡最小，而謝安卻十分器重，認為“小者最勝”；此外，還有謝萬、李充、孫統、郗曇、袁嶠之等，皆為當世名士。他們前呼后擁地來到了“曲水”，玩起了當時盛行的“流觴”游戲。這可能是東晉名士中最富文學意味的一次雅集。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面對春光煙景，大家開懷暢飲、放喉歌吟，在無拘無束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度過了極其難忘的一天。那一天，41人得詩37首，編為一卷，曰《蘭亭集》。作為發起人，王羲之義不容辭地擔當起了為詩集作序的任務。

  序應當怎么寫？

    “仰觀宇廟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萬物隨季節變化而變化，人生賴宇廟旋轉而旋轉。看山，千巖競秀；聽水，萬壑爭流。晴嵐使他沉醉于朦朧，鳥鳴使他留連于幽深；山風牽衣，使他恍悟生命的短暫；雜花生樹，讓他回憶起已經消逝的時光……從自然界回到人類自身，他想到人的命運與一生，想到快樂與悲哀，想到死，也想到后人會怎么看待他們這些人……情思、哲思與文思互相激湍，有如春潮拍岸，卷起千堆雪。于是，他揮動大筆，一口氣寫下了千古傳誦的《蘭亭集序》。

    文妙，字更妙。一篇300余字的美文，卻有20個不同形態的“之”字。“之字最多無一似”，它像一根五光十色的線索，把一顆顆珠璣串聯起來，然后編成一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讓人愛不釋手。

    可是，我們現在見到的“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墨跡，是唐人的勾摹本。原作早已作為唐太宗的陪葬品埋入昭陵，留下了一個永遠的想象與千古遺憾。

    “俱變古形”大膽創新

    行書以外，王羲之的真書也達到了“絕致”。“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孫過庭《書譜》)縱說橫說，只有二字可以概括：天然。天然源于性情，“——從自己胸襟流出”。

    王羲之的草書刻本有《十七帖》等，而筆者看好的則是《行穰帖》，奔放如江河橫溢，暢快似飛流直下，體勢開張，姿態多變，開了王獻之“尚奇”書風的先聲。

    王羲之之人，也頗堪玩味。他少時即有“骨鯁”之名，似乎一生都沒有改變。他看不起沒有多少才能的王述，后來王述任揚州刺史正好管著他，而且處處與他過不去。他深以為恥，在父母墓前發誓不再出仕，有他的《告誓文》為證。從此，他飄然于山水之間，以一顆自由自在的心靈領悟大自然的奧秘，把人世間的千般污濁，萬種思慮都拋在了腦后，實現了他“吾為逸民之懷久矣”的夙愿。

    王羲之的書法“俱變古形”，在當時是一種大膽的創新。說起來也真有意思，大王的創新卻是由于小王的建議。

    那可能是一次極其隨便的閑談。窗外，又是一個花爛映發的春天。在飄散著墨香的書齋里，父子兩人喝著新茶，從自然說到人物，又從文學說到藝術，上下古今，信馬由韁。話題轉到了書法，兒子王獻之突然迸出一句話來：“大人宜改體”。話也許是有意無意之間說出來的，但卻給王羲之造成了極大的心靈震撼。是“寧作我”，還是亦步亦趨做“家雞”？時代把創新的命題擺到了王羲之面前。

    晉朝是一個智者復活的時代，魯迅先生在談到魏晉風度時曾經指出，這是一種“集體的覺醒”。覺醒于“越名教而任自然”。晤言一室之內，放浪形骸之外，追求個性的自由與解放，尊重人生的自我價值，成了那個時代名士風流的一種理想。品藻人物，由此及彼，發現自然美和人格美，進而追求文學藝術美，在那個時代達到了高潮。陸機的《文賦》、謝赫的《畫品》、鐘嶸的《詩品》、劉勰的《文心雕龍》，這些中國文化史上的皇皇巨著都產生在這個熱鬧的品藻人物和文學覺醒的空氣中。王羲之創新的書體，毫無疑問，既得益于他人的覺醒，也得益于他自己內心的覺醒。

    元代的趙孟頫對“書圣”王羲之推崇備至，說王字“總百家之功，極眾體之妙。”其實，說到書法，何止一個趙孟頫，幾乎是無法統計，古往今來，有多少人曾經得到王羲之的福澤，并以此作為自己筆墨生涯中的有力支撐。王羲之無愧為古代書法的“集大成”者。面對他的書作，有莊嚴，也有飄逸；有情感，也有明智；有法則，也有自由……他的人格魅力與書寫技巧是融為一體的。于是，各種傾向的書法家，無論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浪漫的還是理性的，唯美的還是尚丑的，都把他當作典范，并從他的精神糧倉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王羲之是無法窮盡的。